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生活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新事物、新概念层出不穷。这种变化必然反映到语言中，首先明显地反映到词汇上。当代汉语里涌现的新词语，其速度之快，令人目不暇接——一些适应改革开放的词语，如“特区”、“按揭”、“减负”、“信用卡”、“多媒体”、“市场经济”、“生态农业”、“程控电话”、“电子商务”“可持续发展”等使用频率很高；一些来自方言和外国的词语，如“大款”、“托儿”、“买单”、“写真”、“料理“、“发烧友”、“侃大山”、“炒鱿鱼”、“因特网”、“迪斯科”、“艾滋病”等生活用语逐渐流行全国；西文字母加上汉字语素或音节的混合词语，如“BP机”、“IP卡”、“AA制”、“卡拉OK”等也被大量使用；一些被词典作为专科术语收录的词语，如“克隆”、“上网”、“触电”、“硬件”、“软件”、“磨合”、“反馈”、“力度”等，如今的含义也更加广泛了。还有许多词语出现了新的意义，如“吧”，近年来增加了“休闲的场所”这一新的义项：“氧吧”“网吧”“书吧”“茶吧”等。所有这些，都是语言反映社会生活和适应交际需要的必然产物，它使我们的语言交际更加新鲜、活泼、丰富了，也给语言规范提出了新的课题。
对待新词语有三个误区：一是先认为不规范，待用的人多了，又追认为规范；二是认为没有必要有新的同义词出现；三是担心外来语会损害汉语的健康发展。
面对大量出现的新词语，有人表示欢迎，说它反映了社会的发展、观念的变更：有人则以看不懂、不习惯为由而激烈反对。大致说来，目前在对待新词语问题上，存在着以下三个误区：
误区一：有人看到新词语眼生，不习惯，就认为是不规范的，等到用得时间长了，用的人多了，又不得不追认为规范的。如80年代初，有人对“空调”“人流”“达标”“空姐”提出质疑，认为这是“滥用”，是“不规范”的，可90年代《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时，这些词语却全收录了。可见，新词语成为规范词语，有一个过程，不能在它没有经过时间考验时就判定为不规范。
误区二：有人把语言看成一个简单的封闭的静态系统，认为汉语词汇里已经有了某个词语，就没有必要再有一个表示相同意思的词语了。如有了“再见”，可以不必用“拜拜”，有了“（电子）计算机”，可以不必有“电脑”。殊不知，人们在使用词语表达意义时，还在寻求表达更多样、更丰富的色彩。如“再见”与“拜拜”，“（电子）计算机”与“电脑”，这种称述的不同，往往体现出色彩和风格的差异。有时人们追求某些色彩的需要甚至超过表达词义的需要。
误区三：有人担心大量外来词语的使用会损害汉语的健康发展，认为这是一种崇洋思潮、殖民地意识。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首先，我们说的外来词指的是源于国外、经过汉化改造的词语，如“香波”“托福”“T恤”“SOS村”“可口可乐”等，这些引进的词汇，已经成为民族共同语中的组成部分。至于外文原词或外文简缩词，如“Internet”“Email”“CT”“NBA”“MTV”等，这不是汉语的组成部分，只是由于表达需要，在说话或交流时对外语的一种借用。其次，汉语在自身的发展中，很早就有吸收外民族词语的传统，如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传入、戊戌变法时期西学东渐、五四新文化运动，都曾出现过吸收外来词语的高潮。现在，我们面临着民族之间更多交流的时代，善于吸收外来新事物新词语，是我们汉语富有生机的表现，也是我们民族兴旺发达的标志。
语言是个动态的系统，有自我调节的功能。语言中的基本词相对稳定，新词语则属于外围部分，相当活跃。
和任何事物一样，语言也需要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如果说语音、语法相对稳定，那么词汇就是不断发生变化的。词汇中基本词是内核部分，较为稳定；新词语则属于外围部分，相当活跃。基本词和新词语两部分密切联系，共同为人们的交际服务。基本词当初就是新词语，而新词语又是基本词出现的前奏，是汉语词汇丰富多彩、风格多样的生命和源泉，汉语词汇就是通过它的不断推动而向前发展的。这是我们应当正视的事实。
从语言应用的角度来看，新词语的显示有一个过程，过程中的词语可能会出现各种不同的情况，在规范和不规范之间有一个很开阔活跃的中间地带，我们应像对待新事物一样，对新词语抱着积极欢迎的态度，多些理解与宽容，少些大惊小怪。打个不大恰当的比方，新词语就如同十月怀胎，一旦健康活泼的新生婴儿正常出生，报上了户口，就得承认它的合法性，至于婴儿在成长过程中难免有病或意外夭折，这也是常有的事。但在一般情况下，多数是可以生存并发展的，不过生命有长有短罢了。当新词语一旦进入民族共同语，就取得了“公民权”，其中有的进入了基本词语，便可以“为人父母、生儿育女”了。如果用这种开放的、动态的眼光看待新词语，就可以跳出前面谈到的几种误区，对好的有价值的新词语进行积极的引导，而不会动辄扣上“不规范”的帽子。
更何况语言本身还有一种自我调节的功能，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自我保护意识。比如曾几何时，口语中常用的“大哥大”“BP机”等，经过几年的使用，如今人们口头上已经习惯选取“手机”“呼机”这些简明易懂的称谓了。又如“LASER”一词，最初有“莱塞”（音译）、“雷射”“镭射”（音兼意译）、“激光”（意译）等译名，在这几个词语的竞争中，“激光”最后还是渐居优势。
研究、引导和推荐新词语，是语言学者的职责。
并不是一切在实际生活中出现的新词语都有生命力，有些新词语只是一时被用用，并不能长期存在，有些会在与同样含义的词语的竞争中隐退下去。新词语的显现和隐退，竞争和淘汰，都是在实际生活中自发地进行的，一般不能靠行政机关的一纸公文来规定或撤销，也不会受科学研究的支配，只能依靠语文工作者对它们进行密切观察，收集、整理、研究，然后通过词典编纂或修订的方式来引导和推荐。
遗憾的是，我国的辞书出版界长期以来过分强调词典的稳定性，以“传之久远”为词典家的最大自豪，因而常常对活生生的语言事实视而不见，或有意与之保持距离，使读者面对如潮涌来的新词语只能望“典”兴叹。难怪著名的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1984年初在《辞书研究》上大声疾呼“大家来关心新词新义”了。此后，新词词典的编纂和出版便一发不可收，十余年中竟有三十余种新词语词典出版。这就改变了以往汉语词典远远落后于语言变化发展的状况，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读者的查考需求。
当然，词典不能老出新的版本，但为了出新的词典，语言工作者恐怕每月每天都有工作要做，必须经常地进行新词语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切实地负起应尽的责任来。季羡林先生最近谈到对汉语词典编纂的看法时，语重心长地说：“一部想跟上时代要求的词典，必须随时把约定俗成、为人民普遍接受的新词补充到词典里去，每一次再版，必须有所改变，决不能以不变应万变。”
值得欣慰的是，一些有见识的语言学者多年来一直在新词语这块园地里默默地耕耘着。如国家语委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的“新词新语新用法”课题组，从80年代中期就开始了整理和研究新词语的工作，他们编写出版了各种版本的汉语新词语词典，发表了系列研究论文，最近又承担了教育部“新词新语规范原则”的科研项目。商务印书馆辞书研究中心新近推出的《应用汉语词典》，在新词语的收录上也向前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得到了学界的好评。
每一个人都无法回避新词语的冲击。新词语用冒了并不可怕，语言僵化、词汇贫乏，那才是真正的可悲可怕呢。
无庸讳言，新词语是近年来语言中的突出问题，我们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它的冲击，以至无法避免。就拿信息技术来说，80年代初，“电子”属于绝对的高科技，“电脑”则是理所当然的高精尖产品。到了90年代中后期，“因特网”则如日中天，又过了一些时日，“电子商务”又蔚成风气。新词语的这些演进表达了时代的进步。我们每个人都必须面对，而且有一个再学习、再进修的过程。
语言是一种文化现象，一个民族要有文化前途，靠的是创新。从这个意义上说，新词语用冒了些并不可怕，如果语言僵化，词汇贫乏，那才是真正可怕和可悲的呢。
